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国家治理”的概念后太原炒股配资，他始终认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，煤矿复垦区上种植了苜蓿，盖起了蔬菜大棚（无人机照片，9月19日摄）。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
【引言】
1975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对一批国民党战犯进行特赦。
可是，在这份名单里，有13个人特别引人注目，他们被关了那么多年，还是死硬的“反动派”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为什么他们也能被放出来？
当时公安部门就说了，这13个人是“顽固不化分子”，一点儿悔改的意思都没有，放出去太危险了。毛主席的一句话却改变了一切：“全放了！”
那么，毛主席为什么非要放这些人呢？难道就不怕他们出去捣乱吗？事后证明，毛主席他老人家实在高明！
【一、特赦名单中的“硬骨头”】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国民党战犯问题成了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。为了展现政府的宽宏大量，中共自1959年起多次对战犯进行特赦。前六次特赦的对象，都是那些改造表现好的战犯。然而，到了1975年，剩下的293名战犯，基本上都是“硬骨头”，其中13名尤其顽固，甚至在改造期间表现恶劣，被认为毫无悔改之心。
这13人中，不乏曾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大人物，如徐天任、邱沈钧、张百龄等人。
这些人不仅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，甚至曾直接参与过对抗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。特别是周养浩，人称“书生杀手”，其残暴行径更是令人发指。面对这些背景复杂、手段残忍的战犯，公安部门建议不应轻易放行。
然而，毛主席却在看到特赦名单时，果断批示：“全放了！”
【二、毛主席的战略眼光】
毛主席的决定，表面上看似冒险，实则深思熟虑。他清楚地知道，13名战犯虽然曾经位高权重，但到了1975年，风云早已变幻。
他们再没有影响中国政局的力量，留他们继续关押，并无实际意义。反而，将他们放出，不仅能展现共产党的宽容大度，还能给台湾、海外及国际社会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：我们共产党有自信，也有诚意，甚至连曾经的死敌都能宽恕。
此举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。当时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逐步增加，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改善，更是让毛主席看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。
通过特赦这些战犯，特别是那些曾对共产党怀有深仇大恨的国民党高级官员，毛主席不仅展现了共产党对历史的自信，也给了台湾当局一个微妙的信号：大陆方面并非铁石心肠，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非不可能。
【三、杜聿明的转变】
特赦的决定并不是没有先例。
早在1959年，杜聿明这位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就被特赦。在被俘后的最初几年，杜聿明对共产党依然心存敌意，甚至在改造期间试图自杀两次。
然而，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对他进行严厉惩罚，反而给予他细心的照料。当杜聿明患病时，甚至安排他去医院接受治疗，给他从香港进口药物。
这种人道主义的做法，最终让杜聿明彻底转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。曾经对新政权极为不满的他，后来坦言：“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在为我治病。”
这一转变是共产党宽大为怀政策的成功案例。杜聿明的态度变化，成为毛主席坚持特赦13名战犯的信心来源之一。
【四、溥仪的特赦：标志性事件】
在谈到特赦时，不能不提到1959年对末代皇帝溥仪的特赦。
当年，毛主席曾果断决定：“放，就先放‘皇帝’，我们共产党人有这个气魄！”溥仪从日本的傀儡皇帝沦为阶下囚，但最终却成为新中国首批特赦对象。
这一决定，不仅象征着共产党对于历史的宽容态度，也显示了毛主席的战略远见。通过释放溥仪，向国内外展示了共产党的自信与胸怀。
溥仪的释放，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强烈的震撼，也让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了中国新政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。这一策略，显然为毛主席后续对其他战犯的特赦提供了经验和参考。
【五、10人赴台的悲剧】
特赦之后，共产党并未对这些人进行限制，他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大陆，也可以选择回台湾或前往其他国家。
然而，10名战犯在选择回台湾的途中，遭遇了不幸。他们在香港停留时，台湾当局因担心这10人的身份及其政治背景，不愿接纳他们。
这一拖延，最终导致张铁石等人心灰意冷，张铁石更是在酒店上吊自杀。此事不仅震惊了国际社会，也让台湾当局面临了巨大的舆论压力。
大陆方面出于诚意，给了战犯们回台湾的自由，但台湾方面却因政治疑虑拒绝接收，这也揭示了当时两岸关系的微妙局势。
【写在最后】
1975年的这次特赦，尤其是那13名被认为“不可赦”的战犯，表面上看似冒险，实际上却是一次高明的政治操作。通过特赦这些“硬骨头”，共产党不仅展示了自信与宽容，还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埋下了伏笔。
当然，这一决定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，台湾当局的不接收，张铁石的自杀，都是两岸政治角力的副产品。然而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，毛主席的这一步棋，确实走得妙。它为日后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了可能，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人道主义与胸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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